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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乎者野

依南窗而寄傲,审容膝之易安。

 
 
 

日志

 
 

文学的慰藉  

2012-10-15 18:30:43|  分类: 如是我思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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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瑞典文学院出人意料的和博彩公司不谋而合,将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中国作家莫言。中国人终于吁了一口气,这么多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情结总算得到了释缓。中国人不仅有诺奖情结,而且还有诸如奥斯卡奖等很多情结。刚刚吃饱了肚子的国人,现在急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向世人证明自己。我,和这个世界有关,我,要跟这个世界谈谈,这就是中国人现在的心态——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寻找自信。还好,莫言获奖了,最起码,中国的文学有了一根救命的稻草。如何将稻草变为火种,这恐怕是中国文学真正要思考的东西。在这个集体焦躁不安,甚至歇斯底里的年代,中国需要一个文学旗手,引领精神的回归与心灵的救赎。

知道作家莫言还是因为张艺谋获得了金熊奖以后的事,我想大多数的文学爱好者和我的情形差不多,都是在看完电影《红高粱》以后,才去看莫言的小说。其实在这之前,莫言因为小说《透明的红萝卜》已经小有名气了,但仅限于他的那个圈子(作协)。说实话,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学修养基本是由外国的文学家培养的。很多读者,宁可读国外三流作家的书,也不愿读中国一流作家的书。到如今这样的情形基本没有多大改观。在中国的读者群里,有很多村上春树的粉丝,但我从未听闻过有莫言的粉丝。也许,在中国有很多人希望村上春树获奖,而不是莫言先生。书店里,除了泛滥的教辅和励志类的书以外,招徕读者的就是大量的翻译作品,中国作家的书少之又少。莫言先生获奖后第一时间我去买他的小说《蛙》,根本就没货,但村上春树的书却很多。这样的一个现实都是读者对中国作家的不信任而造成的。被豢养的中国作家将文学视为福利,势必造成读者在心理上的排斥。再说了,体制内的作家们,更多的将精力投放在玩关系、玩权术上,还有几多精力投放于玩文字呢?所炮制出来的东西,恐怕只能是应景之作。在这个圈子里混,光在文字上下工夫恐怕不行吧,因为文学需要载体,而那些统治载体的人在利益的驱使下必然要修正了文学应有的价值标准。再美的花,无人欣赏,与牛粪无异。鲜花的价值在于,为悦己者秀,即便插在牛粪上。然而,中国的问题是,牛粪在选择鲜花。也许,中国的作家们很冤,但你能说这不是读者一个合理的推论?没有读者的作家是危险的,因为你恐怕连老婆都养不起。但在中国,只要你在圈子里混,有一定的政治资本,明星都养得起。

莫言先生是圈里的人,并且还是领导,所以,首先兴奋的应该是作协。试想,当莫言先生在斯德哥尔摩向全世界的人宣告:感谢党和人民多年来培养的获奖感言时,对于作协而言这是多么巨大的荣耀。我想,莫言的政治智慧没有这样幼稚吧!兴奋之余,我们必须冷静下来,毕竟这是一个人的舞蹈,而非集体的狂欢。

要清楚一点的是,《红高粱》给中国文学带来的热闹很短暂,这是历史,恐怕也是以后的现实。莫言最近几年的作品鲜有读者。连获茅盾文学奖的作品都无人问津,更何况他的作品,并且他的作品还因政治的原因受压制。莫言先生的小说取材大都很敏感,因此,他甚至连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资格也没有。直到2011年才因小说《蛙》获得了矛盾文学奖。中国作协将这个奖发得正是时候,总算将粉抹在了脸上。其实根本的原因得益于中国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松动。

10月11日,在莫言被宣布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诺贝尔奖委员会官方网站就此做了一项调查,名为“你读过莫言的任何作品吗?”共有5716人次参与调查,其中41%人次表示读过莫言的作品。毕竟莫言已获得了诺奖,这个数字显然有虚伪的水分,再加上年龄段的原因,我估计读过莫言作品的人也就30%,如若是80后和90后,我估计连10%都不到。中国文学到了这样一个尴尬的境地,谁之过?

在中国文学界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活着的不如死了的。比如小说写得很烂的路遥的影响力远远大于莫言。《平凡的世界》之所以不凡,更多的是对路遥先生人格的敬仰,而非作品本身。谁都知道,路遥先生是累死的,这样的敬业精神,圈内的哪个敢比?

 “以魔幻现实主义融合民间故事、历史和现实。”; “从历史和社会的视角,莫言用现实和梦幻的融合在作品中创造了一个令人联想的感观世界。”;“借助魔幻与现实以及历史与社会视角的混合,莫言创造了一个世界,所呈现的复杂程度令人联想起威廉·福克纳和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原有中文文学和口述传统中找到了出发点。”这就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对莫言的评价。尤其是第三条的评语,让人读起来很是不爽。多余的尾巴让人感觉到,中国的文学依然在西方文学的阴影中挣扎。看来傲慢的洋鬼子并不完全认同中国的文学,中国文学不过是西洋人一盘精美的残羹冷炙而已。莫言的获奖,在很大程度上无法有力的支持国人的自信。莫言获奖以后,日本人说,这是瑞典文学院寻求平衡的结果。言下之意,村上春树比莫言写得好。人家已有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两位作家获过奖,当然理直气壮了。中国人穿绫罗绸缎时,他们恐怕还在披麻呢,受如此辱没,情何以堪?

莫言在解读他的小说时说:我是站在人的角度上,立足写人。其实并不准确,准确的说,他是站在人性恶的角度上,立足暴力。从《红高粱》到《檀香刑》,都是在残酷的场景中,渲染残忍,而《檀香刑》将残忍发挥到了极致。即便是近作《蛙》也是让读者“残”不忍“读”。我记得很早以前莫言先生就说过:爱的第一要素就是残酷的批判。他就是要给读者一点残酷的颜色看看。文学不必有鲜明的风格,但必须要有鲜明的立场。这是莫言先生最为可贵的地方。小说是写人的,写人必然发生的事,写人可能要发生的事,写人将要发生的事。二流作家只备其一,一流作家皆备也。莫言先生是否堪称超一流的作家,还有待读者更深入的解读。

其实莫言的身后事要比他的小说对于中国人而言更耐读一些。2009年在法兰克福书展的一次研讨会上,莫言在中国流亡作家即将演讲时离席。而且,在自己演讲时为中国的审查制度辩解,其实,他是这个制度真正的受害者。还有,最近参与《讲话》抄写的政治秀。这些不足以影响莫言的文学价值,但足以影响中国文学的未来。

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是,十二年前高行健先生就已经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这面文学的旗帜倒在了一个新世纪的门槛。也许,那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只可惜,中国文学的转折,被“鞭子”终结了。至此,中国的读者对他的文学一无所知。他的代表作《灵山》,对于我们真的是一个巨大的诱惑,但仅仅是诱惑而已。俄罗斯的经验告诉人们:一切力量都无法改变文学的灵魂指向。

文学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单纯的,只有它的思想和艺术价值,和作者本人的信仰品质无关。当《蛙》的艺术地位确立之后,作者莫言的一切都可能被淡化,也必须被淡化。正如他的获奖,瑞典文学院明确表示和政治无关;莫言本人也说,这是文学的胜利。的确,这是文学的胜利,而不是政治的胜利。文学无法摆脱政治,但它绝不是献媚于政治的尾巴,更不能在政治的鞭子底下被驯养。最近一段时间,面对很多媒体,莫言先生为自己的政治秀一如既往的在辩解,但愿,这只是个人信仰的辩解,而非中国文学的辩白。文学,统一的口诛笔伐与赞美是灾难,但我们可以用一致的掌声送给莫言先生,因为他为中国的文学争取的一点地位。中国文学的未来需要这样的一面旗帜,巩固文学的地位,寻求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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